历史多彩的汾酒(四)

关于出现蒸馏酒的历史年代,从较早的东汉(以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东汉蒸馏器为据),到较晚的元代(以李时珍《本草纲日》中“烧酒非古法也,自元时始创其法”的说法为依据),各个朝代的说法都有。其中唐代说者较多。实际上,由于事物从出现到成熟需要较长时间,所以,东汉时发明的蒸馏器,到600年后的唐代应用于酿酒造出蒸馏酒,再到1300年后的明代普及蒸馏酒,这应该是符合规律的变化。唐代,汾酒由黄酒转变为蒸馏洒的事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。 美酒飘香,引来无数文人骚客品饮传诵。诗酒仙家李白流传下来的1000首诗中,与酒有关的就有300多首,其中“干和”汾酒,也为他增添了不少酒诗灵感。李白两次出游太原(唐称并州)途中携客到杏花村品尝“干和”汾酒,醉中校阅了郭君碑。郭君为唐代将领,有战功,死后葬于杏花村东北干岗上,碑文为虞业南所书。《汾阳县志》中“汾酒曲”记录了此事:“琼酥玉液漫夸奇,似此无惭姑射肌,太白何尝携客饮,醉中细校郭君碑。”李白因匆忙访友,在杏花村未留诗句,只在离别汾阳时,写过一首《留别西河刘少府》诗。西河即汾州别称。 李白回到太原,日饮“干和”汾酒眷恋故土,灵感犹多,写下不少诗句,如《太原早秋》:“梦绕边城月,心飞故国楼。思归若汾水,五日不悠悠。”特别是那首《静夜思》: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,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”虽思乡心切,但转念又写出了:“琼杯倚食青玉案,使我醉饱无归心。”(《忆旧游寄谯元参军》)看来,只要有像“干和”那样的好洒,他连家也可以不回了。 诗与李白齐名的诗人杜甫的祖父曾为汾州刺史,杜甫幼时常来汾州留居,正是“干和”汾酒使杜甫对洒上了瘾、增了量,并转变为诗的催化剂。他的酒名虽不如李白,但嗜酒却有过之而不及,十四五岁时酒量便大得惊人,世称“少年酒豪”。正如他在诗中自白:往昔十四五,出游翰墨场。性豪业嗜酒,嫉恶怀刚肠。饮酣视八级,俗物多茫茫。汾州的佳酿名地使杜甫难以忘怀。正如他在《过宋员外之间旧 庄》诗中写道:“宋公旧池绾,零落首阳河。枉道祗从入,吟诗许更过。淹留问父老,寂寞向山河。更让将军树,悲风口暮多。”宋之问即初唐着名诗人宋延清,汾阳人。涛中所言“将军树”,即汾阳壶芦峪口贺鲁将军庙里的那棵大槐树,在宋之间的故居宋家门附近。 晚唐诗人杜牧游访杏花村,写下了名作《清明》诗: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叫酒家何处有?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含蓄地、但却很艺术地表达了他在杏花村酒家小酌“干和”汾洒,避雨、消遣的欣喜之情。然而多少年来,一直有人认为杜牧诗中写的“杏花村”不是山西杏花村。其论点有三:一是认为杜牧根木就没有到过山西。但在杜牧的《樊川文集》中有一首涛为《并州道中》,记载了他在山西游历醉酒的情况。怀疑论者显然犯了知识性的错误。二是认为山西杏花村往北方,清明时节不下雨。但谢觉哉先生有诗云:“我来仍是雨纷纷”。故此这完全是一种很肤浅的主观臆断,显然犯了常规性错误。三是认为杜牧当过池州刺史,写这首诗时就应该在安徽池州。但一个地方大员怎么可能踽踽独行,连问路都要自己亲自去问呢?显然怀疑论者又犯了逻辑性错误。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,怀疑论者都是站不住脚的。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,没有杏花村就没有《清明》诗的今天。杜牧一生的涛篇1000余首,《清明》诗并非其较好的作品,但流传较广、妇孺皆知的只有这首诗。这不能不说杏花村盛产名酒有很大的关系。如果没有杏花村,如果没有杏花村的名酒,杜牧的这首《清明》诗必然会大大失色。由此可知,杜牧的《清明》诗与山西杏花村是密不可分的,如果硬要将两者分开的话,那只能是一种不顾史实的假设或主观臆断罢了。 在“干和”汾酒名传全唐的同时,竹叶青酒也有了进一步发展,被咏唱传诵。初唐诗人王绩在《过酒家》诗中赞曰“竹叶连糟翠,葡萄带曲红”。 唐代的瓷器烧制技术前进了一大步,唐三彩、绞胎、绞釉等名瓷以及名色釉、青釉、青花瓷等纷纷出现,同时,金银铸造、雕刻发展到鼎盛阶段。所以,这一时期的酒具种类很多,造型新颖奇特,有如百花争艳,更加趋于精巧,标志着我国酒器进入成熟时期。这从汾酒博物馆中的白釉鸡身壶、青釉盖罐、灰釉星点短流壶、黑釉双系直口短流执壶,以及四个鎏金马蹄杯等酒具就可略见一。而酒杯容量与前代相比明显要小,与现在酒杯比较接近,也说明唐代白洒出现,酒度增高,酒杯缩小。